专 家：战略眼光研判大势 企业家：坚定信心科学发展
5月23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科馆里高朋满座，远道而来的全国各地专家、企业家共聚一堂，由浙江省企业发展研究会、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在线新闻网站、今日早报联合主办，浙江大学CCE中心特别承办的“第四届企业发展高峰论坛”在这里胜利召开。
以“危机•挑战•信心”为主题的第四届企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下，为企业家剖析了浙江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分享了成功案例，探寻了新的发展模式。旨在提振信心，引导浙江企业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抢抓机遇，应对挑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继续教育中心主任 张建国
宣读王国平书记贺信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向论坛发来了贺信，希望对于总结改革开放30年浙杭商发展的成功经验，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推动浙江和杭州企业共克时艰、再创辉煌，促进浙江和杭州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论坛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次论坛邀请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亭、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三位国内知名的经济专家，分析了目前国内国外的经济形势；迎来了抗击金融风暴第一线的250多位企业家，分享走出困境谋求发展的丰富经验。
第四届企业发展高峰论坛嘉宾：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刘 亭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郭占恒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冯卫民 浙报集团副总编辑、钱江报系总编辑
项宁一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党委书记
金祥荣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
陈 键 杭州市委组织部三处处长
李 健 杭州市委组织部三处副处长
王 纲 浙江日报采访中心副主任、文化新闻部主任
童炽昌 浙江省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浙江日报原总编辑
王曙光 浙江省企业发展研究会常务会长
张建国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继续教育中心主任
刘 东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叶德清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企业部分应邀嘉宾
吴忠泉 金都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浙江大学企业家经理人同学会 会长
金建祥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公司 总裁
浙江大学企业家经理人同学会 执行会长
张爱群 吉利集团 副总裁
王金法 宏丰实业集团 董事长
吕世平 大华金辰保健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晖 凯捷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企业家要成为企业领袖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首先做了题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的演讲，站在世界的高度，用详尽、精准的数据，介绍了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发展形势，抽丝剥茧般深刻揭示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李连仲局长提出企业家要成为企业领袖，首先要弄清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发展处在什么位置，企业发展战略和宏观发展走向如何实现对接。
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08年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宏观调控强调“两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实行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到08年年末，来了一个大转弯，提出要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李连仲
题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的演讲
只要有信心，方法总比困难多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亭演讲的题目是《发展大势和变局应对》，刘亭主任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战略思维的企业是做不强，也是走不远的。刘亭主任结合浙江省的实际，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指导企业如何在转型升级中保持经济发展。他从三方面提出了策略思路：研判大势、化危为机、应对之策。
温总理说信息比货币和黄金更宝贵，现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困难也全球化，现在谁的日子都不好过，你以为美国、英国、日本比我们好过，日本比我们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透，中国有部著名的小说叫《西游记》描写了唐僧西天取经，唐僧这个人有时候就点糊涂，不分敌我，但是唐僧有一个优点，就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历经千灾百难，一定要到西天取经，底下有三个徒弟，各有特点，但是名字有一个共性，叫悟，所以做人做企业到最后就是要悟道，就是道义、规律，这时候谁最有信心，谁就会采取更主动、积极的态度，而不是顾影自怜。
这个时候信心塌方就是一败涂地，所以这个时候信心一定不能垮，有了信心之后才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当然我们要讲信心，也不是吹牛皮、说大话，拍胸脯，如果中央不推出调控转向，扩内需，如果全省和上下不一致狠抓落实，我看信心不会有，所以这个时候还会是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信心还是要靠自己。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刘亭
演讲的题目是《发展大势和变局应对》
产业转型升级是根基
“当前浙江的经济工作、经济发展实际上两手抓，一手抓当前，一手抓长远，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在做题为《顺应发展大势，实现转型发展》的演讲时说。
关于下一步浙江经济怎么转型升级，郭占恒认为怎样进行一种产业结构调整是重中之重。
“转型升级包括经济整体转型、政府转型、城市化转型。这些转型是全方面的，不完全限于政府部门，但是不管怎么转型，我想产业的转型、企业的转型、产品的转型是整个转型的根基。”
技术体系创新，做“新吉利，牛吉利”
吉利集团副总裁张爱群女士做了题为《突破开创新吉利》的演讲，与参会的企业家们分享了吉利集团发展的历史、最新的技术成果，让我们感受到了吉利集团作为中国汽车领军式的企业，有着顽强的拼搏和持续创新的精神，以及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吉利的企业愿景是让世界充满吉利，这一个良好的祝愿，吉利是大吉大利，中国人的一个祝福，同时我们也希望吉利在汽车行业里面在每一款车上都应该有吉利的影子，吉利成立国家标准以外，只是吉利的技术，不再是吉利的产品。
企业的使命是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以前是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现在是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
企业的成功关键因素是人才+创新。在创新方面我们实施一个技术体系创新工程，最近要评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吉利的技术创新工程这个里面，包括了体系创新、运作机制的创新、战略规划的创新，人才工程的创新，管理模式的创新，知识积累的创新。
吉利集团副总裁 张爱群女士
题为《突破开创新吉利》的演讲
现场互动，思维与智慧的碰撞
企业家提问：现在改革开放30年，当前的政府部门也搞科学发展观教育，但是很多政府的政策导向还是从市场经济导回计划基础国有垄断去了，政府的机构设置现在又变成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的问题。
第二个城市政府主要职能是经营城市还是管理城市？
刘亭：刚才这位同志前面提到第一个感受跟我是一致的，我尽管在政府任职，但是我也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行政管理在走回头路。如果大家有幸能看到我在其他的一些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我对条条专政又回来，对法条主义的批评都反映我的看法。
我们现在有点数典忘祖，好了伤疤忘了痛，现在这么大经济总量发展到今天是怎么来的，很多人已经淡忘了，现在这个社会稳定是从发展来的，发展是从改革来的，改革主要是坚持市场化趋向得来的。所谓的新兴市场化中心的意思就是以上层建筑改革为中心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30年前计划基础主要是行政指令，现在30年以后，行政指令、长官意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就是你违法。现在我们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行政，所以法是崇高不可侵犯的，而我个人的看法现在我们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法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时刻在变动之中，所有的法条的合理性在于法理的正确性，而现在最大的正确的法理就是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论，但是我们去看看现实生活，有多少符合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好事，就是活人让尿憋死，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长官意识、行政指令是披着法律和执法的外衣在那里招摇过市，所以到最后评判我们的言行还是要看符合不符合最基本的发展。
你讲的城市经营和城市管理，我们怎么看待城市？城市首先是物质载体，有这么多产业、人口要承载，必须在空间上要有一个集聚点，这就是城市。为了使这些产业和人口能够生产、生活，我要有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要有效的运转，就要有人来管理，所以最初看城市是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运用马克思透视的眼光来看待城市，马克思成为说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像我这样，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我是孩子，对于孩子而说我是父母，对于妻子来说是另一半，对于下级来说是长官，所以一个物质形态的人实际上背后是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同样城市也是这个道理，在物质的外壳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最有效的配置资源，最高效的运转产出效益的空间的安排，为了这些效益，为了这些利益，有一系列的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包括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府和市场主题之间的关系，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城市一系列还代表一种文明，我们讲城市实际上相对于乡村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城市化除了摆脱小农经济背景，加入到现代化的市场关系当中来，意味着要接受城市文明的熏陶，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行为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才是城市化的本意。
至于城市的管理和经营是分不开的，离开了经营城市，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把城市建设这么美好，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专家痛批经营城市，我觉得这是离开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城市的土地如果不增值，增值的土地如果不转化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来源，城市怎么会发展，城市建设好了，有了承载力，吸引这么多人口和产业，良性的互动和发展，但是经营城市搞过了头，有的时候是向真理的方向多走了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论，所以对于城郊的农民过多的剥夺，以经营城市作为标签，最后在财富分配上面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是我们要防止的。
至于城市更需要管理，因为城市是经营密布很高的空间，是在极小地域面积上承载了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产业能量，所以城市的管理是第一位的，是比一般的社会管理更高级的管理形态。在管理当中恰当摆正经营和管理的关系，我看一个城市就可以健康而且可持续的发展。
企业家提问：您刚才讲新型城市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农民进城，这里面政府有哪些政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刘亭：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这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个大的决策，需要有大智慧。也说我们的高层领导在这点上有足够的见识和胆略，现在有很多关于农民工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最终的目的是稳定现有的格局，基本上是农民工万岁。而我的想法是消灭这种不公平，使一边适合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绿野良田，另一边是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的城市，这是城市化未来美好的远景。从人群来讲，人口绝大多数应该是长期稳定工作和稳定生活在城市，现在这种情况城市有多种空间表现形态，除了原来中世纪的城市是有城墙的，现在有一个区的概念，但是未来的城市很有可能是城市的连绵带，也是一种城市形态，生活在这里的人群如果加入了这个有机运转的经济、整个系统也会城市化的。
但是微观我们完全可以在宏观政策取向还有所保留的情况下，进行突破。所谓嘉兴市“两分两换”的试点我认为就是践行新型城市化可贵的尝试，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所谓“两分”就是把承包地和宅基地分开，所谓“两换”就是拿农村耕地承包权去换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拿农村的宅基地以及房屋去换城镇的住房，现在他们实施的结果，农民要求迁移到城市，因为政策很优惠，当地的老百姓的说法是政府得空间，农民得实惠，因为除了自己的房子置换了以后，同时政府还有足够的补助使得房产增加，再加上未来可以资本化，进入市场流通，财产性的收入还可以增加，这是农民得实惠。最后是社会有进步，一大群人城市化了，所以我们整个人口当中城市化率进一步提高。
同志们，我们到现代化那一天，如果还是像今天这样的人口结构，13亿人口，8亿农民，你说实现了现代化，所有明白人都会笑掉大牙的，这个任务迟早要完成的，地方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突破，当然突破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党委和政府有足够的睿智允许各种各样的改革的试点，前不久省委刚刚结束了五次全会有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倡导各级、各方面各个领域进行多主题改革试点，你戴上改革试点的帽子你去大胆闯、大胆冒，只要符合科学发展，只要能带来社会和谐，给老百姓带来民生改善的后果，有些路子是人走出来的。
浙大CCE中心 蔡冬珍 报道 彭建宇 摄影
